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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配的逻辑: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吗?

2022-06-08 09:48

正值一年一度的高考,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提笔写下这段文字,给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分配的逻辑。

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吗?

如果在中国,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原因很简单,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是按照读书——或者说按照掌握知识的能力来分配资源,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

1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早在明清时期,欧洲人来中国觉得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这个国家居然是根据读书考核的成绩来分配权力。

这个读书与考核就是指的是科举制度。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详细地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并且评论道:“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

他的描绘背景是针对欧洲权力分配制度的不满。在欧洲,权力的获得是靠着家族的世袭或者教会神权的指定;而在中国,权力的获得则是靠着一套完整的科举制度。因此,西方人几乎无例外地认为科举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选才方式。

这里简单讲一讲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又称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持续了1300多年。

我们以明清为例。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首先必须是生员(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而要获得生员(秀才)也要经过三轮考试——也就是县试、府试与院试。顾名思义,要获得秀才的资格,要经过县里的考试,府里(明清一府相当于现代的地级市)的考试,最后还要通过特定的“院试”。

县里的考试由知县主持,府里考试由知府负责,院试则由省学政负责(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

这三轮考试通过之后,就能获得秀才的资格,换句话说获得官方认可的“读书人”,这个官方认可的“读书人”是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的。

首先是见官不拜——古代一般老百姓见到官员是要下跪磕头的,但是如果是秀才就可以免掉这个礼仪,只需要拱拱手就行了。

另外,秀才还可以免税、免除徭役,相当于政府出钱补贴秀才的生活费。更为重要的是,秀才具有各府、州、县学读书的资格,而这些政府设置的学堂是全免费的,包括伙食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

然后就是秀才可以参考正式科举的第一轮乡试,乡试地点一般都是在各省省会城市,由中央政府选派有名望的大臣担任正副考试官(这个正副考试官是个香饽饽,古代官僚系统有无数人挤破头都想干这个考试官,原因我们后面来说)。

乡试每三年一次,通过这个考试就叫举人。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中举的难度极大。

明清时期,每年获得秀才资格的人数大致是2万人,但是举人名额每年只有1100人左右——大致是每个省有50—100个名额,也就是说,你只有成绩达到全省前100名之内,才有中举的可能性。

成为举人之后不但有了做官的资格,而且举人的特权远胜秀才。

1、免除徭役,不纳税。这一条适用于举人整个家庭(秀才只是针对本人),包括其门下家奴。这一条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积累财富的不二法宝,因为农民之所以赤贫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纳税,还要服徭役,而成为举人之后就是地上长的东西和做点什么产业赚的钱都是自己的。

最为重要的是,举人免税的权利可以覆盖整个家庭,所以,就有很多自耕农会主动将田产投献到举人名下,以免除赋税,这样举人就可以轻而易举成为地主。

2、可以豢养家仆奴婢。卖身为奴的人算你的财产,他们也不用服徭役纳税。

3、见官不避。举人无论有没有当官,名义上都是地方官的同僚,所以见官不避,以礼相称。普通老百姓见官不避是重罪,杖责到流刑不等。

4、功名抵罪,犯了罪可以用功名折抵刑罚等级。这一条就是说,除非大奸巨恶,否则只要有个举人功名,基本就死不了了。

5、过堂不用刑,不下跪。除非革除功名,否则衙门是不能对举人用刑审讯的,最多就是吓唬吓唬,吓唬不住那就是真没办法了。所以古代大多数诉讼,有功名的人都比较占优势。

除了上述明面上的权利,成为举人之后还有一个巨大隐形的福利。

那么这个巨大隐形的福利是什么呢?

别急,我们先来看一段《范进中举》的精彩描写。

正待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飞跑了进来:“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毕,轿子已是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自散了。

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别号静斋,同范进让了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张乡绅先攀谈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道:“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


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


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说了一会,打躬作别。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张乡绅大致属于县里的土豪,他来拜访范进,势利的胡屠户“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而且聚在范进家里的邻居各自散了——这个出场就可以看出这个张乡绅在当地很有威势。

但是很有威势的张乡绅也要专门上门来巴结刚刚中举的范进,不仅送银子还要送房子,堪称很是下了血本。

为啥张乡绅要专门巴结一个举人?

我们把上述举人的权利梳理一遍就可以发现,这些权利对于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乡绅而言,其实意义不大。

另外,就算是中举之后就有做官的资格,但是僧多粥少,朝廷每年也不会有上千个官职空缺满足所有举人的需要,最为重要的是,范进中举已经53岁了,未来无论是做官还是参加更上一层楼的会试可能性都不大。

那么,张乡绅巴结范进图个啥?

张乡绅图的是范进中举之后获得的人脉圈!

首先是主考官就自然成为范进的“老师”,然后是本省同届考上举人的人就成为范进的“同年”,以上是直接关系,还有间接关系也就是以“老师”为纽带,这位“老师”的“同年”与学生们。

以上三种关系在古代是十分亲密的关系,属于只要开了口,怎么也得帮忙的关系——如果不帮,差不多这个人在官场的口碑就会直接崩塌。

按:张乡绅与范进扯上个关系就是范进的老师——也就是这一轮乡试的主考官是张乡绅爷爷的门生,就因为这么拐了几道弯的关系,张乡绅也能毫不脸红声称与范进是世兄弟。

由此可见,只要中举之后,要找官场疏通路子,只要通过老师、同年几条脉络去梳理,一般都能七拐八拐扯上关系。

大家想一想,只要中举,就拥有一个至少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师”,然后就是全省考试前100名前途无量的“同年”,最后就是老师的人脉圈,这是何等强大的人脉圈子!拥有这样人脉圈子的举人甚至是一般地方官(包括知府、知县)都轻易不敢得罪。

这就是张乡绅主动贴上去给范进送钱送房子的逻辑。

古代所谓的“官官相护”说白一点就是同乡、同年、老师等三种人脉圈组成的官场网。

以上就是举人的红利。

乡试之后就是会试和殿试,这两项考试都在京城举行,正常情况也是三年一次,录取名额在三百人左右,通过考试者叫做进士。会试由朝廷最有名望的大臣担任主考官,而殿试则是皇帝亲自在皇宫里考试。

进士与举人相比差距更大,举人有做官的资格,但是一般只有部分举人能当官,而且只能做8—9品小官,非常优秀的能做到7品(正县级)。

而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殿试实际是进士的三个级别划分,包括一甲前三名,称为“进士及第”,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同进士”。而进士必然得到官位品级和授官。

进士做官就是7品起步,明清定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得为大学士——大学士在明清就是宰相,官员的顶峰。


清代名人左宗棠是一个奇葩的例外,左宗棠是举人出身,几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后来因为收复新疆的功绩被朝廷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差不多已经是人臣顶峰。

但是左宗棠对自己举人出身耿耿于怀(非进士不得为大学士),甚至给朝廷上书,要辞去所有官职参加会试,满清朝廷当然不可能同意,最后特旨赐左宗棠“同进士”才算是解决了这位名人的一项心结。

这里简单说一下为啥古代官员挤破头都愿意去担任科举的主考官,原因很简单,如果是乡试主考官,那么干一届就是所有举人的老师(全省成绩前100的人才),这些人未来不管取得怎样成就,这个老师名义终身不变!

会试更是抢手,干一届会试主考官,也就是成为全国这一届所有进士的老师,一届进士未来出一批地方实权官员或者中央大员是大概率事情,想象成为这票官员的老师未来可以享受多少红利。

以上就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介绍,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古代权力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是按照读书成绩来划分的。

获得官方认可的读书人(秀才)就有了分配社会资源的资格——包括见官不拜,免税、免除徭役,免费去官方学校读书;然后成绩更好就能成为举人,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最后是进士成为资源分配的金字塔存在。

所以,在中国古代,读书是否可以改变命运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才产生了一句名言——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强调的是个人掌握知识之后就能在工业社会获得更多机会。

而在中国读书价值显然更高,我们的名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超越一切的存在。

2  

性价比最好的选择

到了现代中国,同样是遵循根据读书成绩来分配社会资源的逻辑。

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强大惯性,让读书人在社会中拥有超然的地位;

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干掉了食利阶层,让根据读书成绩来分配社会资源没有任何既得利益阶层阻碍。

但是因为建国初期我们教育底子太薄,1949年全国毕业小学生只有67万,所以在前30年,我国主要就是普及基础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

列一组数据:

1951—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1957—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1971—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对大学毕业生的培养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1980年我国招生大学生才28万,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变成867.5万,增长31倍!

现在社会上但凡好一点的工作大学毕业已经是基本门槛,更好的工作则需要更好的院校(985、211)或者更优秀的学历(研究生)。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在其它国家也是这样啊,大学毕业生相对非大学毕业生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

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不明白中外之间教育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中国教育是独一无二的普惠制。

这个普惠制包括全国统一使用同样教材,学生参加统一高考根据分数线上不同学校,对于贫困地区优秀大学还有绿色通道(降分录取),大学以公立学校为主,国家对大学生提供大量补贴,所以中国大学基本做到学费白菜价(一年几千元),住宿白菜价,对于贫困学生还提供免息助学贷款与生活补贴。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大学招生人数是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经济规模越大,招生人数就越多。